57岁参加长征的秀才周素园
57岁参加长征的秀才周素园
‘地主居然还研读马列？’随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我立即下令将这户人家的主人请来相见，他就是周素园。”（详见《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周素园，原名周培艺，生于1879年，贵州毕节县是他的故乡。自幼在家自学成才，后凭借才华考取秀才，进而被选送至国子监深造，成为岁贡生。作为贵州辛亥革命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周素园在年近花甲之际，依然毅然随军踏上长征之路。他的一生跨越了清朝科举、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他的不懈奋斗，赢得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誉，被誉为“一个奋斗的人”。
周素园壮年时
57岁加入红军长征
1907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周素园在贵阳创立了贵州首份日报——《黔报》，致力于革命宣传，并担任主编与主笔之职。随后，他携手张百麟共同创立了贵州首个政党——自治学社，投身于宣传与组织，致力于推动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11月，经过贵州自治学社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一场武装起义即将进入成熟阶段。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避免武力冲突，张百麟、周素园、乐嘉藻等人毅然决然地冒险进入贵州巡抚署，迫使巡抚沈瑜庆和平移交政权。此举一举推翻了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宣告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成立。周素园因此被推选为军政府的行政总理。尽管贵州辛亥革命在无需刀兵相见的情况下成功夺取政权，但仅仅近百日后，便遭到了反动势力的颠覆。周素园因此遭受各方敌对势力的追杀，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涯。
1921年，周素园在王伯群等人的诚挚邀请下重返贵州，初衷是重振大义，投身乡里服务。然而，他迎来的却是军阀混战、国势衰颓的严峻局面。历经波折，他最终选择退出军政生涯，于1924年返回毕节。在那里，他过着清贫而简朴的生活，闭门苦读，潜心创作。
他深感自己投身其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已然不通，于是便孜孜不倦地探索其他救国途径。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广泛涉猎马列主义著作，这为他日后在红军抵达毕节时毅然投身革命、随军长征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抵达毕节之后，周素园引起了贺龙、任弼时等首长的高度关注。他们不止一次地邀请周素园会面，进行深入的交谈。在此期间，肖克、夏曦多次向他阐述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特质。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红军北上的抗日使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周素园凭借自身过往的生涯以及阅读马列书籍所积累的理论知识，迅速提升了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理解，进而毫不犹豫地投身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携手，着手建立“贵州抗日救国军”，并担任了该军的司令员之职。
1936年2月14日，一场盛大的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毕节城的小校场举行，与会者多达万人。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任弼时亲手将鲜艳的军旗授予周素园，贺龙将军庄严宣布，贵州高原上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正式诞生。
“周素园投身红军”的消息迅速在毕节及其周边地区传开。各民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加入红军，抗日救国会、妇女委员会等组织也应运而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团结抗日活动。
王震在《〈周素园文集〉序》中回忆道：“周素园先生素以正直著称，深受各阶层人民敬重，其投身革命事业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为我军在毕节地区赢得了宝贵的近一个月休整期，并成功扩充了五千兵力。”
1936年二月，红军即将告别毕节，踏上北上的征途。周素园心中本就充满了遗憾，因“闻道晚”而深感惋惜，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屡遭劝阻，他却毅然决然地坚持要随军同行。他坚定地说：“我已年近六旬，此前未曾寻得光明，今得加入红军，实乃我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时刻，即便赴死，也愿长眠于红军之中。”他随红六军团于1936年3月1日自毕节启程，开始了新的征程。
“周素园已被红军掳走！”这一消息惊动了远在南京，与周素园有着深厚交情的何应钦，以至于何应钦误入歧途，于3月12日紧急电令驻扎贵阳的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贵州省主席吴忠信：“乡人周培艺，字素园，近日在毕节被匪徒掳走，恳请查明并设法营救。”（《周素园文集》）
周素园在红军面临极度困境之际毅然投身其中，他的加入使得红军队伍中多了一位颇具特色的成员。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的年龄达到了57岁，这在全军中堪称最长；其次，他的身份多重，既是一名知识分子，又兼具绅士、地主、官僚的背景；再者，他参与长征不仅实现了个人报国为民的志向，而且由于他与贵州、西南乃至全国军政要人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与友谊，这使得他在红军中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龙、孙接到信后，鉴于自身利益考量，果然放宽了对红军的封锁，为我国军队顺利渡过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周素园文集〉序》）
古语有云：“一纸书胜过十万师”，周素园在此理念指导下，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每当历史风云变幻之际，他总会致信各方，以疏通关系、劝阻纷争、传播理念，不断扩大共产党与红军的影响力，此已成为他的日常功课。
关于长征路上周素园的行军方式，即其行军经历，公众知之甚少。坊间甚至流传着“乘坐滑竿”的说法，部分影视剧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画面。然而，历史事实却是，在长征过程中，周素园是以骑马的方式前进。他曾向家人回忆起当年学习骑马的趣事：“他们从左边把我扶上马背，我却从右边滑落；他们再从右边扶我，我又从左边跌下。”经过多次尝试，他终于掌握了骑术，以马为伴，顺利走完了长征之路。
抵达同心镇时，马匹已饥肠辘辘，整整一周未曾进食。于是，他牵领着马匹四处搜寻马料，无奈购买马草需以现金交易，而他当时口袋里却空空如也。正当启程在即，不足五分钟之际，一位老友恰好来访，慷慨解囊赠予金钱，这才使他得以解决燃眉之急。（摘自《周素园文集》）
尽管年迈体衰，他却不可思议地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强健的体魄，甚至比平时在家时更为健康，疾病稀少，甚至不曾生病。即便是在艰苦条件下，用稞麦和粗壳煮出的粥水，也让他吃得津津有味，仿佛在品尝佳肴。这或许正是精神力量的体现。当一位斗士经过不懈探索，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投身其中，即便面对苦难，也会感到甘甜，其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免疫力也会显著增强。这一点恰好印证了，坚守真理和为真理献身，在周素园的思想观念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上述两点，他的家书于陕北抵达后便是最有力的佐证：“我已平安抵达革命根据地。途中历经九月，跋涉数万里，仅患了一次感冒，有过一次呕吐腹泻，其余时日均安然无恙。相较在家的时光，那繁复多样的疾病仿佛都离我而去。每日骑乘牲口行进六七十里，这便是最好的证明，绝非患病之身所能及。”（《周素园文集》）
王震回忆道：“起初，周素园同志随我红六军团政治部并肩作战，我与他在餐桌上共进餐食，在卧室内共度时光，朝夕相伴，共同经历着苦难与欢乐。这样的相处不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更在革命的道路上培养了深厚的情谊。长征的艰难困苦，世人皆知，他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这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周素园文集〉序》）
若红军长征未途经毕节，一心效忠国家的周素园依旧难以寻觅到前行的道路与心灵寄托；倘若他仅是平凡的一位旧时代知识分子、官僚，那么即便红军经过毕节，对他而言也不过是一场擦肩而过的邂逅。然而，命运的转轮恰在此时与之相合，仿佛孤雁觅得归属，他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这支队伍。加入红军并随军长征，成为了他人生轨迹与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位于毕节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遗址，这里同样见证了周素园先生的故居风采。
二、毅然自请，重返西南，投身于一段个人的“长征”之旅。
1936年7月，周素园随军队抵达西康之下的甘孜，依照上级的指示，他着手开展电台广播工作。同年10月，甘肃省人民革命委员会在岷州宣告成立，他荣膺教育部部长的重任。12月2日，他抵达保安不久，便遭遇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周素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致信国民党的高级党政人士，包括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张学良、朱绍良等人。
至1937年，国共合作谈判暂告中断，他遵照指示，致信张道藩、张继、冯自由、吴忠信、冯玉祥等人士。（《周素园文集》）
通过阅读这些信件，我们得以窥见写信者的立场与见解，并见证他们在剖析问题时的深刻理解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及方法论的纯熟运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作为民主人士的周素园，在推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敌侵略这一重大议题上的真挚情感与坚定信念。
王震在对其所述周素园这一阶段事迹的评述中提到：“周素园……为和平化解西安事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付出了诸多努力。”（《〈周素园文集〉序》）
在延安，周素园备受礼遇，每月发放十元零花钱，即便是最受优待者也仅得三元，而且每天都有餐馆为他送餐。在延安那样的物质环境下，他所享受的待遇无疑已是最高规格。
那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热血满腔的周素园坚信，自己不能在延安安于享受优待，毅然决定投身前线，义无反顾地奔赴国难。他给家人留下了一封诀别信：“我本无意写信，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最后关头即将到来。家庭和个人琐事，实在无需多言……我仅希望，我挚爱的亲人，能保持健康的体魄，满怀积极向上的精神，安于自食其力，面临困境时则挺身而出，执戈抗战。这便是我最后的赠言。”（《周素园文集》）
然而，不久之后，他的双脚红肿不堪，行走都变得异常艰难，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想法，转而开始思考那些更加现实、自己能够胜任的事情。
在那个时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确立。他坚信凭借自己的社交网络和影响力，在西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将大有可为。尽管深知前路险阻，他依然毫无惧色，精心准备了详尽的工作计划，并向上级递交了申请。
10月6日，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提笔复信，对他的想法表示赞同：“素园老先生，敬悉来信。我们深感您不仅是我们的亲密朋友，更是值得尊敬的革命战友，绝无‘坐享优待’之嫌。您的行为与工作，始终遵循您的健康状况与个人兴趣来安排……关于您提出的返回贵州并投身工作的计划，若您已下定决心并认为此举更为适宜，我完全予以支持……这一切，皆因您是一位不懈奋斗的斗士……”（《毛泽东写给周素园的信》，收录于《周素园文集》）
“您过往的经历足以令人自豪，而您未来更加辉煌的篇章，应由我来执笔续写。”（《周素园文集》）
“在延安安居乐业，等待未来的功成名就岂不更佳？何苦自己找罪受？”然而，周素园并非此类人。审视其一生，每当历史面临重大转折，只要他坚信的道路，他总是冲锋在前，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辛亥革命时他不顾生死闯入巡抚署，红军面临逆境时他毅然加入长征，都是明证。因此，他在七七事变后主动请命返回西南服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周素园勤奋好学，深思善谋，更拥有非凡的行动力。笔者细读其著作，无不感受到他终身投身于奋斗之中，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毛泽东主席曾在回信中高度评价他：“他是一个奋斗的人”，这无疑是对他最为贴切、最为恰当的赞誉。
1937年10月21日，周素园肩负着八路军高级参议的重任，携带着毛泽东与朱德亲笔所书的信函，踏上了重返西南的征程。他毅然脱离了红军的主力部队，化身为肩负特殊使命的孤胆战士。此行，对他而言，便是一场独自行走的“长征”。
他抵达重庆后，即与国民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取得联系，旨在商讨有关释放红军战俘及关押中的“政治犯”事宜。然而，贺国光对此敷衍了事，拒绝进行会面。尽管他连续三次致信贺国光，但均未能达成所愿。
抵达成都之后，他受到了刘湘的热情款待，并被聘请为省政府参事。得知他自延安而来，四川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诸多场合与他结识。周素园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延安的实际情况，并宣讲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他的感召下，四川代理省主席邓汉祥答应拨款法币四万元以支持陕北公学。而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等人，则将他所携带的彭德怀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大量翻印，分发给民众阅读。
肩负着重大使命，他很快便赶赴昆明。初见时，“云南王”龙云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仅提前为他购置了机票，而且抵达后还留他暂作停留。
在此期间，他购置了大量云南白药，直接寄送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手中，随后再由其转交至前线以救治伤员（此项款项由云南知名的爱国人士郑一斋慷慨捐助）。
与此同时，他亦向众人推介了进步青年朱家璧、雷龙、张子斋等人，他们即将启程前往延安。
在昆明的日子里，每日前来拜访的人数多达二十余众。他如同在成都那般，向他们广泛传播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因此，云南当局对他早已心生警惕，加之“触怒了那款待客人的主人”，最终忍不住脸色阴沉，下达了逐客的命令。
他的身躯不再享有自由的翱翔。那位“自延安而来的客人”无论踏足何方，无不被视为共产党的一面“宣传旗帜”，随之而来的是无形的严密监视与令人胆寒的威胁。周素园曾恳求他们将其监禁或枪决，然而这些人却始终婉拒。
最终，当局迫使他“返回家中休养”，他无奈之下只得重返毕节。
在20世纪50年代，周素园在贵州省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
自那以后，他在严密的监控之下，度过了十二载最为困厄与暗淡的时光，直至1949年，第二次踏上了毕节的故土，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翌年，即1950年，他被委以重任，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成为首任副省长。遗憾的是，1958年，他在贵阳离世。
